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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看的奥斯卡级纪录片拍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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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系获奥斯卡金像奖两次提名的导演 James Longley,以及三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并于2007年获颁最佳纪录片短片奖的导演 Thomas Lennon,一同来港出席连串纪录片放映会及座谈会,跟学生分享制作纪录片的珍贵经验。


James Longley与Thomas Lennon两位导演在杨紫烨教授(Ruby Yang)主持引领,在座谈会中道出影片背后的理念和拍摄时面对的挣扎、取舍,以及如何用纪录片去说一个故事。


以下为“Storytelling for a Global Audience:Filming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aching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座谈会节录翻译,James Longley与Thomas Lennon两位导演在杨紫烨教授(Ruby Yang)主持引领,道出影片背后的理念和拍摄时面对的挣扎、取舍,以及如何用纪录片去说一个故事。


Ruby Yang(R)︰首部执导纪录片是以香港回归为题的《风雨故园》,后与 Thomas Lennon 一同追踪采访拍摄安徽阜阳颍州地区的爱滋儿童,制作成《颍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2006),并以此作品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和多个国际奖项,另一合作影片作品《仇岗卫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2010)也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自2013年起获香港大学邀请担任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任教于新闻及传播学院。


James Longley(J)︰曾一人于加沙地带、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拍摄纪录片,纪录政治动荡环境下的中东平民生活,触及少数西方电影制作人能到达的地方,拍摄计划更多为自资与低成本制作。其作品 Iraq in Fragments(2006)和 Sari's Mother(2007)曾先后得奥斯卡金像奖纪录片及纪录短片提名。


Thomas Lennon(T)︰长年在美国大型电视台ABC、PBS及HBO工作,凭与杨紫烨合拍的《颍州的孩子》获颁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二人合作的《仇岗卫士》与个人作品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 (1996)也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

2007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杨紫烨教授(Ruby Yang)


与其创作故事,不如去发现故事


R︰今天我们来谈论如何讲故事。作为一个纪录制作人,我们如何让一个故事得到不同国家人士的喜爱呢?另外,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制作纪录片?非虚构故事需要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特权,相较参于其中,我更享受成为一个观众。非虚构故事会让人发现到,真实的故事往往比创作故事更叫人惊讶,且无法预测。


T︰在我开始拍电影之前,我便知道我想拍摄非虚构的故事或纪录片。在刚成为电影制作人的首三、四年,我意识到实际上最好的故事并不是我所创作的故事。我的天赋并不是作为一个创作故事的人,相比创作,我更好奇事件是如何发生,所以便意外地投身进制作纪录片,然后发现自己做得还不错。真实的故事通常比创作的故事更叫人惊讶、更无法预测。我曾在一个纪录片制作人下工作了一段日子,我很感谢这段当学徒的时间。我认为要说非虚构故事需要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特权,相较参于其中,我更享受成为一个观众。非虚构故事会让人发现到,真实的故事往往比创作故事更叫人惊讶,且无法预测。


但我们也趁这机会谈谈制作的困难。纪录片的主题都包括对象和我,对象代表着他所在的城市。当我开始问你(对象)各种重要且私密的问题时,在我们的关系中,了解你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事,便成为我的工作。若我不这样做,我的电影便无法进行,所以我隐藏起自己并把自己推至一段亲密关系之中。我认为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优越感,让我能继续做下去。真正让我想去拍摄纪录片的原因,是它允许人转化为观众。这意味着你可以开辟一些经验,一些他们不曾想到会发生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如何超越日常生活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


J:身为一个电影制作人,很容易发现实际情况和你想要做的有出入。做一部电影,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不能做,除非你出身自富有家庭或你有许多人脉。一部剧情电影动辄涉及数百人以上,而做一部纪录片,只要技术上容许,你可以去做一切你所想的,或是你能决定怎样去做。实际上,现在任何人都能尝试用他们的手机去制作一部电影。也许你能制作出很美丽、很刺激的或与某事相关的剧情电影,但真正让我想去拍摄纪录片的原因,是它允许人转化为观众。这意味着你可以开辟一些经验,一些他们不曾想到会发生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如何超越日常生活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体验什么?


那些在电视上看到的媒体作品,总受到各种变幻莫测的限制。 电影是人类现在最强大的媒体,当它结合声音和影片一起播放时,它便是一种虚拟现实,一种其他的现实,超越了电影院、电脑或任何你所在之处。因此,你可以制作一部电影,它或可被数百万人看到,你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便正在改变一个人的感知边界与限制,扩大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在这过程中,我向其他人敞开了世界,自己也去探索这世界。这是一份麻烦的职业,甚至是欺诈。但这是一种专业,同时也是一种回馈。


T︰是的,在过程中会得到所有的困难,但当它结束时,都会转化为真实的、生动的描述。我们有责任让你们知道︰纪录片的核心并不是作新闻报导,而是把一个人拉入宇宙,一个他们不会进入的宇宙,让他们去知道、去关心。当然不一定成功,但当你做到了,那是世上最美好的感觉。

2007年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短片奖的导演Thomas Lennon


从局外人渐变为见证历史的局内人

R︰我们来讨论一下作为一个外国人,如何可能到一个不懂其语言的国家工作?我跟Tom一起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好一段时间了,当时我们一年内,大概要飞到中国约七次呢。


T︰有人可以进入一个连语言都不认识的陌生国家,还可以诚实地去诉说一个真实、完整的故事与人物形象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时候,局外人才有真正的优势。我从小因父母关系,曾先后搬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英国,我总是一个局外人且移动着。它给了我很大的优势,能够同时处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内部与外部的边界。有些时候局外人会看到一些局内人看不到的事,这是局外人的真正作用。局外人能够同时处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内部与外部的边界。有些时候局外人会看到一些局内人看不到的事,这是局外人的真正作用。


实际上,我认为纪录片制作人应该要维持局外人的心态。即使在制作关于自己家庭的电影,也要保持一种既亲密但又带有一点距离的观察,不会完全地成为对象的一部分,带着你局外人的角色,发挥作用。


James正在进行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你投入了多少时间来做你目前参与的电影?时间是大家必须考虑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具破坏性的职业生涯,可以破坏你的生活,亦可以涉及到长时间移动到别处。或许你可以谈一谈你曾到过巴基斯坦与伊拉克的经验。


J:我想你知道我有得到拍摄对象的认同,而最后我会离开这一点是确定的,这会让我比较容易知道如何去做一部电影。我对战争感到厌倦,伊拉克是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我只想在一个和平的地方制作电影,但对美国与西方观众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2007年我去了伊朗,拍摄现在进入第十年了,但我仍在制作同一部电影。电影制作给了我一个借口出去与世界互动,去与真正了解世界的人去谈话。你参与了人们生活与周围最重要的事情,你说的话很重要,会被所有观众看着。


我在2009年绿色起义期间被踢出伊朗,我便把我的计划移到巴基斯坦。但在2011年巴基斯坦政府因与美国之间的丑闻,而把所有美国护照持有人踢出境内,包括我。我的拍摄计划又再被打断。这些都是计划以外的事,历史事情就这样无法被掌控下发生。我的电影就像被大象压碎了的草一样。


2007年到2015年我搬到了阿富汗,计划由一个更年轻、更纯真的人再开始。现在我们仍在编辑,已是一个至少10年的计划,既非选择也非设计,而是在见证历史,我知道在我之前,世界有着更好的事情。在你开始拍摄电影,才会体会到这云后的曙光。电影制作给了我一个借口出去与世界互动,去与真正了解世界的人去谈话。你参与了人们生活与周围最重要的事情,你说的话很重要,会被所有观众看着。


信任的两难:朋友?纪录者?


R:如果定位自己是一名局外人,我们又应该怎样获得拍摄对象的信任呢?你又是怎样做的呢?我相信这里有许多有志于投身电影制作的年轻人会想要知道过程和方法。


T:信任是纪录片中的重大课题。你请对方容许你拍摄,在我们被允许拍摄时,便发生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类交换。对方相信带着摄影机的你走在他附近,与James拍摄小孩不一样,如果你的对象是一个成年人,他一定会意识到有一台摄影机在身边。摄影机是一种抑制,但有些奇怪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朋友。

你的对象会告诉你更多、分享得更多,因为他们会因你这外人的到来和问题感到兴奋,所以你会被托付一些非常微妙的信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我在做这部关于你的电影,对于你的生活、你的家庭和你,我有这种非常微妙的信息。不管那些是什么事情,我现在就是一个存储的人。我置身在这个过程中,幸运地成为你的朋友,因为此刻我是多么的了解你。当我想要制作出人们想看的好电影,我的优先考量便不会以保护你为先,而是要尽我所能地说一个有张力的、令人兴奋且强大的故事。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共处,成为朋友,但当我开始编辑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便要关心别的事情而非跟你的友谊。当我想要制作出人们想看的好电影,我的优先考量便不会以保护你为先,而是要尽我所能地说一个有张力的、令人兴奋且强大的故事。我不会使用“背叛”这个词,但我得到你的亲密信任而做出与之违背的事,便会产生这种感觉。这对对象和电影制作人而言,都是一个非微妙和困难的时刻,而我正是喜欢纪录片值得这样的信任。


J:我的情况与你所说的有些分歧。在加沙地带、伊拉克或阿富汗遇到任何一人,他们都面对着生与死的问题,或是在担心家人是否安全。你必须与对象站在一起,并试图把这些主题呈现,为此我不会改变我的位置,否则我不会制作电影了。我不会花这么多年去制作一部关于某些我不关心的人的电影,或是关于一些我仍未准备好要去保卫的人。

曾获奥斯卡金像奖两次提名的导演James Longley

界入生命或是隐身旁观?纪录片的伦理立场

R:我们在中国拍摄艾滋病儿童时,也有不同的关切。为了展示被政府施压的片段,我们必须与监护人和政府谈判。作为一个在某国工作的外国人,你会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若你要做最好的电影,你便要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环境。你要拿捏怎样做才不会伤害到孩子,也要留意纪录片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纪录片制作人很重要的伦理议题,你必须有一个很强烈的道德观。


J:这伦理并不是非黑即白。当我准备了要去处理某些对象或主题,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喜欢最后制作出来的电影,它们可能不是我最好的作品,或像是那些“我不建议你制作这电影”。但我会以他的安全为首要考量。一个纪录片制作者,理论上是不能改变情景,你只为在那里观察。但眼见这个孩子越来越严重,我们真的很痛苦和尝试找出解决方法。


T:是的,但当Ruby和我在拍电影时,最终赢得奥斯卡奖的那部电影(编注:《颍州的孩子》,2006)主角是一个可爱但患有重病的孩子。他感染了艾滋病毒,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得所需要的适当治疗。但我们是身在北京的美国人,我们知道有克林顿基金会、医生,同时,我们正在拍摄这个生病中的孩子。他生病了,且正在恶化而变得危险。那么,你会怎样做?


一个纪录片制作者,理论上是不能改变情景,你只为在那里观察。但眼见这个孩子越来越严重,我们真的很痛苦和尝试找出解决方法。幸运的是,后来有位医生搬到这里并开始治疗他。我们并不想要干预故事,但我们也无法冷眼旁观地让孩子的病情恶化下去。这是非常困难的决择,对他们也是。我认为我们能以这种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荣幸,也是处理这问题的真正特权。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当你说我们参与他们的生活,你也只是在某处用相机,你便改变了情境。你不能假装你是透明的,但相机也意味着你的“不存在”,因你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并非实际存在着。


J:但我认为冲突是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看到新闻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美国的训练。传统是你知道,而你不干扰、不改变,你是客观的观察者。你知道你不能给予意见,这是美国新闻的“客观”。而我认为英国的新闻涉及一种更细微的传统,他们很清楚他们会对现实有所评价等等。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当你说我们参与他们的生活,你也只是在某处用相机,你便改变了情境。你不能假装你是透明的,但相机也意味着你的“不存在”,因你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并非实际存在着。


T:无论在香港还是欧美,在过去五、十年间,互联网、部落格、专业人士都改变了人们对新闻的观念。不再假设记者是匿名且完全中立的,我认为网路文化破坏了这观念。我出身自传统的电视主播环境,我甚至不被允许给政治候选人任何金钱,我应该是完全中性的,我被训练为一个拿着相机与对象问答的记者。但在最近一部我还没有完成的电影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转变,我在乎我的对象,我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奥斯卡金像奖两次提名的导演James Longley,以及三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并于2007年获颁最佳纪录片短片奖的导演Thomas Lennon,一同出席连串纪录片放映会及座谈会。


J: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完全中立,你可以假装你是,但我们确实不是。所有在报章电视上看到的消息都带有自己的观点,也有其影响力与议程,你就是无法离开这些。自称中立的人说不要界入参与,那只是些不诚实的说法。我的第一部纪录片是在加沙地带拍摄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而你知道在15、16年前的美国,这是一个没有人想接近的议题。你不可能找到资金去制作一部讲述巴勒斯坦的故事,若你没有同时提供以色列方的故事。


若电影主要显示巴勒斯坦人的意见,那以色列的观点又该怎样处理?假如你知道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我曾以此题目拍摄过电影,你也该知道ANC(编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非洲民族议会,现时南非最大政党)与南非的解放运动。我们在道德上有约束力,身为记者必须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比重地呈现种族隔离政府的论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明确的比喻,但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我们对事情会有意见评价,也许在别人眼中是错误的,但我们可以回避它。我们有自己想法,有时你只需要走出去、发现你真正的想法。纪录片往往是一场辩论。纪录片是其中一种认知方式,世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促进人类的理解。有时它是通过展示一个议题的正反双方,有时它只是非常积极地争论一个被忽视的位置。


T:很多时候,一部纪录片都是在说一个重点。我相信这一个重点并不是全部的真实,所有的纪录片都不一定是真实的。有时它更像是一个律师,使你能与其他力量去争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贡献。换句话说,我认为这是其中一种认知方式,世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促进人类的理解。有时它是通过展示一个议题的正反双方,有时它只是非常积极地争论一个被忽视的位置。我不一定要明确地争论,而是借着屏幕时间来提供一种方式来促进理解,即便你是支持某一种论点。所以我认为世界会因为这样而改变许多。


J:要记住的你不是唯一在拍电影的人,还有其他人在那里,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只是因为你无法覆盖一切,也没法说出一切。你没有给予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说他们的话,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


T:我认为要在纪录片中提出了一条首要规则︰若你试图做很多事情,那你什么也做不到(If you try to do everything, you do nothing.)。你能做的是选择一个世界,或是一个论点、一个缩影。我们作为制片人,我们经常谈论你所知道的一个缩影。通过事实,通过密切的关注,专心致志地在一件事上反复思考更广泛的事情。记着︰若你试图做很多事情,那你什么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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