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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二十多年,他写出了纪录片制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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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纪录片行业内行走20多年

写出一部纪录片制作“说明书”

爱上纪录片将独家连载奉献

真诚分享干货

序言(上)

不知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在很久以前,一群快乐的猴子生活在大森林里,森林里有很多高高的树,树上总会开花结果,猴子们会在硕果累累时,欢叫着在大树上嬉乐玩耍,摘果饱餐。有一天,当硕果又挂满枝头时,大风呼啸而来,熟透的果子纷纷被吹落,有的落地,有的落入大树边的湖水,一些猴子吱吱叫着,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众多果子在湖面上沉沉浮浮。之后,一只猴子灵机一动,将尾巴卷在一棵大树枝头,头向下,倒挂在树枝上,想从湖水中捞起那些果子,但因为距离太远,于是他叫来伙伴,一起合作,一只又一只,勾连在一起,终于可以抓到水面上的果子。猴子们兴奋起来,纷纷效仿,很快湖面上可以够到的果子都被捞起。夜幕降临,寂静安详,湖面上倒映着一轮圆月,那只第一个想起捞果子的猴子望见水面上的圆月,突发奇想,觉得那水面上圆圆亮亮不知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便叫来伙伴想将它捞起。于是,它们又挂在树枝上,勾连在一起,捞向那月亮,只是当猴爪子伸进湖水那一 刻,那圆圆的月亮不再完整,猴爪子捞起的只是一点清水,只听咔嚓吠嚓,噗通噗通,猴子们纷纷摔落进湖水之中。

我出生于 1968年 4月 1日,是西方愚人节出生的一只猴子,从小就对很多事情充满着好奇。就像前面故事里的猴子一样,对于这个世界上真实或虚幻的一切,都充满兴趣,也热衷于将真实与虚幻融合成一体,变成吸引人沉醉其中的美妙故事,也许,这是冥冥中已注定。


我的人生,将与真实且虚幻的影像密不可分。

我真正的影视启蒙其实并不是纪录片。大多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都有跟着父母看露天电影的记忆。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搬着小板凳跟大人们坐在操场上看样板戏,好像还有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现在依稀记得是一部恐怖片,但细节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真正的影视启蒙是 1987 年来到北京,进入广播学院电视系,学习电视节目编导。1988 年的春天,广院的学生都要集体去北京龙庆峡的一个村庄植树一个月,天气很冷,大家都要穿着军大衣挖树坑,还常常遇上沙尘暴。那时候的福利是每天晚上给大家放一部电影。有一天晚上放一部美国电影叫做《美国往事》,刚看了几分钟就觉得特别吸引人,但特别悲催的是没有字幕,所以基本上没看懂剧情。那一天还下着沙尘暴,但就在这样看不懂、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在满天尘土飞扬里,站了足足两个小时,看完了整个片子。当时我的感觉;这才是电影!那天突然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一刻,我的内心就开始萌发要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的梦想,后来因为种种际遇,我的梦想算是实现了,的确成了导演,但一直在做的是纪录片。

▲《美国往事》海报

大学四年,我们老师讲得更多的也是纪录片。那个时代我的纪录片启蒙老师有任远、王纪言、朱羽君、钟大年、高鑫、李兴国、丁海宴等。当然,还有一个人,十多年后非说他也给我上过课,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了,这个人就是陈晓卿。当时他为朱羽君老师代课,但很可能他来上课时,我正好逃课了,但这好像不妨碍他常常自居我的老师。那个时候真的不太记得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国际纪录片,唯一记得好像有一部叫做《北方的纳努克》,还有日本 NHK拍的关于天葬的故事。很多年以后,我自己也真的到了天葬现场,拍了些纪实影像,但是至今不敢拿出来给人看。

▲《北方的纳努克》海报

在我毕业前后的一两年,也就是 1991 年,当时有几部作品在我们学生圈里被反复地议论。它们分别是: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刘郎的《西藏的诱惑》;康健宁、高国栋的《沙与海》,刘效礼的《望长城》;还有一部叫《河殇》。很幸运的是,这些被我曾经视为纪录片偶像的人,在随后的时间里,都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得以先后认识并相熟,他们的作品也确实深深地影响过我、鼓舞着我。

在大学毕业的前夕,班主任丁海宴还带我们发起过一场争论, 即纪录片中是解说词重要还是影像重要。原因当时国产纪录片基本上都以解说词为主,但是自从《沙与海》和《望长城》出来以后,人们对此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对当时的纪录片创作是一种颠覆。所以我的同学们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当时的那场争论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当然,那个时代,我有幸经历了八十年代思潮下的文化熏陶,尼采、弗洛伊德,还有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    、铃木大佐有关禅的系列书籍等,这些都是后来影响我做纪录片的不同的因缘。

▲《艺术与错觉》

1991 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兰州电视台。我和一个好友决定模仿   《沙与海》做一部纪录片。一年后,这部纪录片做成了,叫《普通人的一天》。我和同事宗平,一起做导演和摄像。这部片子的解说词量非常少,基本使用原生态跟踪记录的方式,展现了六个生活在兰州这座城 市里的普通人的一天。片子做出来以后,拿去甘肃省评奖,引起了评委们强烈地争议。我猜测当时大家可能不太认可这种不带解说词的纪录片。 那时候的纪录片行业,比较推崇有观点、有论据,以思想表达为主的作品。但其实在当时的北京,就已经有一批人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像吴文光《流浪的北京》,时间的《天安门》、《我毕业了》,温普林的《大地震》等。当我后来看到这些早期的独立纪录片时,那种震撼是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的,那是我纪录片创作思想的又一次启蒙。


1993 年,我离开兰州,追随时间老师加入《东方时空》。在时间老师一步一步的启蒙和教育下,我才知道纪录片原来有如此多元和丰富的创作思想和方法,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批导演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不依靠单位,不领工资地独立制作纪录片,独立表达对这个世 界的认识。不过,对于他们的片子的感觉,我当时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因为他们的画面总是黑乎乎、晃悠悠的,声音也不清楚。我也很疑惑,为什么这些纪录片的逻辑总是跳跃和混乱的,总要让我去猜他们要表达什么。我当时想,如果我做纪录片,绝对不要让观众去猜测。很快,在《东方时空》,在时间老师的带领下,我参与了一部对中国纪录片有着标志性意义的节目,叫做《忘不了》。它被很多传媒界研究纪录片的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真实再现为手法的纪录片,它也是我人生真正意义上 的第一部纪录片。但其实在《忘不了》之前,时间就曾经带着徐欢在1994年做过一部以类似手法拍摄的纪录片,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忘不了》之所以受到的关注比较多,是因为它是用电影和电视剧的方式来创作的纪录片,这是当时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新手法。在这部纪录片中,我第一次担起了导演、制片、场务、服装、道具、剪辑、资料、摄像的所有工作,我们的导演团队共有五六个人,总导演是时间。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 现在,我还在不断地被学者和记者追问,真实再现是否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

▲媒体人时间

但经过《忘不了》的创作过程,我开始意识到,纪录片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问题,它还涉及人际关系的公关、财物的管理、场面的调度和控制等等很多复杂的方面。我这算是一不小心就被时间一脚踹入了一个陌生的境地,进入到了对纪录片创作无师可循的境界。这使得我在后来 做《故宫》、《记忆》时,延续了从 1990 年开始习惯的、将影视创作的不同艺术手法融入到纪录片中的习惯,包括电影剧情片、广告、MV、新闻 采访、纪实跟踪拍摄等等多种手法,这条路我不知不觉就快走了 20 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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